“1951年5月25日凌晨三点，张杰，你得马上带人闯出去！”郑其贵压低嗓子，帐篷里的马灯忽闪，映出两张被硝烟熏黑的面孔。这一句短短的嘱托配资专业网上炒股，成了180师数百名官兵最后的生机。
那时正是志愿军第五次战役后半程。我军主力依照总预案向后机动，准备修整并重新构筑防御线。60军却留下一支“活动屏障”——180师，用来牵制“联合国军”的锋芒。表面上是机动防御，实则是用一个师去堵四个美军军团的突破口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形势比想象中更险。美第1军与韩军纵深楔入，空中侦察机像鹰一样在江原道上空盘旋。炮兵火网和密集航空火力把180师压缩在不到二十公里的狭长阵地里，通讯线被炸断，粮弹补给一天比一天枯竭。战士们戏言“山沟里只剩咸菜汤，子弹却得掰开两半打”。
25日一早，外线部队已开始后撤。军部急电：180师需继续掩护伤员与辎重，但允许师机关自谋突围。时间紧，兵力少，郑其贵只得把这副烫手山芋交给军务科科长张杰。郑其贵很清楚，师部的四百余名警卫、勤务、参谋加在一起，火力甚至赶不上一个加强连。
张杰以往负责的是表格、番号和行军日令，真刀真枪的指挥机会不多，可当那张突围路线图摊在面前，他没多问一句。先把人聚起来，按番号临时编成四个“连”，每人发一支苏制手枪和数枚手榴弹；步枪不够，连文书也背上缴获的冲锋枪。有人嘟囔“机关伙计能打啥”，他回了一句：“枪响了都是兵。”
傍晚前必须通过那条两公里大公路，这是条“死亡走廊”，白天过去等于给美军坦克练靶。张杰干脆命令全队卧倒山洼，耐心等夜色。他的决定引来杂音，医务所的一百多名伤员担心再拖就走不了了，坚持白天强行穿越。张杰只来得及喊一声“别冒进”，对方却已推着担架车上了路。几分钟后，山坳彼端炸起火球，坦克炮把那支可怜的队伍撕成碎片。谁都没再吭声。
夜九点，瓢泼大雨突至。雨线像帘子遮住了探照灯，张杰下令“全速通过，不许点火”。泥水没过脚面，枪膛里都是水，队伍却心照不宣地加快了步子。路边突然传来微弱呼救——“同志们，我看不见了……”是护士张道华，下午炮弹炸飞的碎石划伤了她的双眼。张杰扭头喊：“带上她！”两名警卫把她架到队尾。从那一刻起，没人掉队。
天色发白时，突击队钻进马坪里。迎面却是一股浓烈的汽油味，残骸、焦土、一地背包和骡马尸体，无线电也丢了。这里显然刚被敌军打穿，若停留，下一轮炮击随时可能压来。张杰把几名排长召到一棵烧焦的松树下，低声商议十分钟，最终定下“北上靠山、薄雾掩护、昼伏夜行”的简易方案，没人反对。
晨雾恰到好处地笼罩了山岭。可雾里行军危险同样翻倍，脚下一滑就是几十米深的谷底。走到半腰，一个炊事兵失足滚下山沟，张杰扔下背包亲自抓住他，嘶哑着嗓子吼：“踩稳！我们每个人都得活着出去，对得起在马坪里倒下的兄弟！”话不多，却像钉子一样钉进心里。再往后真的没人再摔下去。
上午八点，突围队在北山腰与同是60军的179师侦察排意外遭遇。侦察排长见到这支衣衫褴褛、却队形不乱的机关队，愣了半天，随即递上干粮和弹药。张杰顾不上客套，抓起一把炒面就往嘴里塞，同时催促兄弟们继续穿山。九点不到，他们终于突破封锁线，进入志愿军新防御阵地的侧翼。警卫团哨兵惊讶地看着这群“机关兵”拖着伤员涌进安全地带，数来数去，竟然少了不到十人。
张杰向军部口头报告：“师机关基本保全，文件、密码本均在，另救回重伤六人。”电话那端沉默几秒，只传来一句：“辛苦了，全师欠你们一条命。”言语简单，却比勋章更沉甸甸。
战后，关于180师的失败，批评声此起彼伏：战略误判也好，后撤时机迟滞也罢，众说纷纭。遗憾的是，大多数牺牲者没机会开口解释。不过，张杰那支400人的突围队却用行动告诉我们：在最坏的条件下，纪律与果断依旧能撕开一道活路。他们没有精良装备，没有装甲掩护，靠的是冷静判断、对地形火力的敏锐感知，以及“不落一人”的铁约定。
有人问我，这段历史该如何评价？我只想说，评价可以分岔成许多条路，可在雨夜里扛着伤员前行的背影，只能用一个词——血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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